[30]参见[美]理查德·塞勒：《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刘宁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公民通信自由权的不可分割、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33]二是非私人生活的思想，如有学者认为商业往来、职场交流不属于宪法要保护的通信。
内容说主张只有对通信内容的审查才是检查，理由是八二宪法英文版中该词被译为censor[78]以及2000年《电信条例》第66条将检查明确为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否定观点见吕世珩：《通信与邮件混同的法律思考》，载《现代邮政》1990年第4期。[36]第三，最关键的是，要确定某个信息交流活动是否承载个人思想，首先需要查验交流的内容。例如《网络安全法》第58条规定：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在1989年版《辞海》中，通信被界定为通书，即书信沟通。
1994年《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比较通信权条款与其他人身权规范，可发现两点区别。例如，考试的紧迫性、人身救助需要、参加有时间限制的活动等。
[46]参见前注(22),江必新、梁凤云书,第1660-1661页。这种效果导向的认定标准对行政机关履责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避免行政机关出现形式作为但实质上未履职的情况。[73]但不再履行相应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与有履责权限的行政机关联系，并及时答复相对人，否则依然可能构成行政违法。《行政复议法》第31条规定了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期限及延长期限。
单行法律规范通常对行政处理决定作出期限加以规定，如《行政许可法》第42条第1款、第2款规定了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一般期限和延长期限。否则不宜认定存在紧急情况。
[28]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41]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07号行政裁定书。[41]此外，紧急情况下需得到即时保护的权益应以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危险或者需求为限。在一般履责期限之外，若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8]通过案例的梳理可知，当行政机关仅进行程序性的调查工作而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一般可以直接认定其构成实体未完全履行。(一)何为法定期限根据法律规范有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可将行政机关的履责期限分为法定期限和非法定期限。[59]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一般会历经受理(或立案)——审查(或调查)——作出决定并说明理由——通知送达的过程，[60]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权益或者公共利益时，还需要听取相对人的意见、举行听证会等。本案中，被告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未对涉案举报作出实质处理，且不存在听证、公告、鉴定等情形，期间被告虽两次以案情复杂为由办理延期，但仍明显超过合理期限，已构成怠于履行法定职责。
本文将结合法律规范、司法实践与行政实践，探讨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判定。[13]这表明，司法界倾向于认为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机关已经明示即将履行法定职责，但在法定期限或合理期限内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完毕的情形。
[42](四)承诺期限1.承诺期限的法律拘束力行政承诺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以一定的方式为自己设定公法上的义务，承诺在将来一定条件下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行政活动方式。[53]参见《行政处罚法》(2021)第60条。
当行政机关已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法院在判断行政机关是否构成实体未完全履行时，多着重考察行政处理决定的实际效果。进入专题： 拖延履行 行政诉讼 履责期限 。根据行政行为的步骤，履责期限或涉及审查受理期限、行政行为作出期限、通知送达期限三种类型。[50]基于此，若行政机关未能在承诺期限内完成履责，但其履责时间不长于法定期限，此时不必然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然而，听取每个人意见的原则付诸实践，需要处理五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第一，什么情况下需要听取意见？第二，什么时间节点听取意见？第三，谁来听取意见？第四，听取谁的意见？第五，通过什么方式听取意见？1.什么情况下需要听取意见？原则上，但凡政府决定对个人利益有影响的，特别是构成不利影响的，都应当听取相关个人意见。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都应当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正当利益都应当得到应得的尊重和保护——姑且不论应得的究竟意指什么、在不同情境中会有怎样不同的意涵，那么，在理论上，民主政府就应当充分听取每个人关于其利益的诉求。
无论什么情况，利益主体都可能会有批评政府的声音。根据这一最新裁决，美国宪法的隐私权并不包括女性堕胎权利，各州可以自主通过法律决定对堕胎的规制。
第三，民意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口头的、书面的，文雅的、低俗的，在网络上纷纭众说中的，在民意调查报告中的，在政府机构舆情分析中的，等等，但一定是表达出来的。在前民主时代，人民只是统治的被动接受者，统治的目的是统治者获得长治久安，关心民间疾苦只是长治久安的工具。
要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最好的办法不是通过公开的理性辩论得出任何共识结论，而是通过在定期选举和公民投票基础上的多数人统治，国家只是在竞争性实现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充当裁判角色。第三，对特定群体有利的决定有可能涉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而其他群体即便并未受到不利影响，也会对如何分配有不同意见。
利益组织原理是假定有着相同或相近利益的不特定多数个人可以成立组织，相较于分散的个人，组织更能表达和维护其每个成员的利益。第五，民意是不同于精英或专家意见的，前者的意见主体是普通人群体，后者的意见主体则是在能力或品质上优越于普通人的群体。当分裂演化为政党或派系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凡是你支持的我就反对、凡是你反对的我就支持的状况时，政党或派系的领导者就会纵容于己有利的民意，无论民意是否经得起理性、包容、文明、正确的考验。为确保没有亲力亲为听取意见的决策者获取公众意见，同时又为减少前述信息传递失真导致决策者作出错误决定的情况，需要考虑四项制度设计:第一，听取意见过程的记录制度。
然而，也要清醒认知和认真对待科学、专家的局限，尽可能保证其不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对受到利益俘获的科学、专家应该慎重，应该允许在同一议题上的不同科学结论、不同专家呈现竞争，应该将科学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展示给公众，让公众在懂得如何信任又不盲从科学、专家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理智的民意。甚至，从中可以发现，这些意义——如共同意志或共识、多数人的意志、与国家/政府对立的公众意志、对大众有巨大影响的精英意见——在当代不同语境中也会有所呈现。
考虑行政绩效涉及如何花好纳税人的钱、办好纳税人的事，所以，凡是内部行政关乎行政绩效的重大举措或改革措施，也应该以听取民意为原则。然而，对一个重要概念进行如此简洁的阐释或定义，容易忽视或掩盖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
五是听证会，即政府决策事项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且各方意见分歧较大的，政府机构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在中国特殊的政制框架之下，政府应当如何回应民意这一兼具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议题，相信会是未来的统一立法不可回避的。
如同卢梭著述中所表达的那样，它更为经常地指向共同意志，从而获得了一个抽象的、超人的属性。由此，public opinion就指向在自由主义推崇的不受规制的观念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多数人观点。这可以认为是民选机关对最高法院审查其立法的反向制衡。当然，由于民选的国会或总统（统称民选机关）在原理上代表多数选民的选择，最高法院推翻民选机关决定可以被视为违反多数选民的意愿，而通过道布斯案，最高法院只是推翻了其原先在罗诉韦德案中确立的裁决，严格而言，似乎不能轻易归入毕克尔的反多数范畴。
即便是当其意义指向共识或共同意志时，多数情况下也隐含不同意见逐渐达成共识或共同意志的过程。平等尊重每一个人原则与从善如流之间是存在张力的。
然而，民主时代的进步极大地提升了占据社会多数的平民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自然也就极大地提升了民意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尽管平民和民意事实上的地位并未被如此尊崇。只是，为了让本文的聚焦更加显明，还是有必要在此以并非周全的框架方式，大致勾勒出本文所指的民意是什么、不是什么。
至于纯粹内部行政与外部相对人利益无关，其好坏由行政首长负责的理念，也不是绝对成立的。之后，到了18世纪末，它则被明确地用于政治语境之中，经常与共同意志(common will)和公共良心"(public conscience)一起使用。